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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振鐸（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字西諦，筆名有郭源新、落雪、ct等，出生於浙江溫州，原籍福建長樂。中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作家、詩人、學者、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訓詁家。
鄭振鐸對中國的文化學術事業作出了多方麵的傑出貢獻。在文學理論方麵，他是文學革命初期"為人生"的文學的重要倡導者之一。
1921年6月，他進一步提出需要“血和淚的文學”的口號（《血和淚的文學》），要求進步作家創作出“帶著血淚的紅色的作品”（《我們的雜記》）。從那時起，他一生堅持革命的現實主義文學理論，強調文學在社會改革中的功能，提倡文學為人民服務。
在文學研究方麵，20年代初即提倡和從事中外古今文學綜合的比較研究，較早提出和著手用新的觀點、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國文學史，特別是一貫重視民間文學和小說、戲曲的資料收集和研究，作了很多屬於開拓性的工作。
擴展資料：
鄭振鐸人物軼事
鄭振鐸的初戀並不順利，那時，他正在北京讀書，北京的福建同學組織抗日聯合會，經常聚會。他自然是每會必到，到則必慷慨陳詞。當時，全國女子高等學府——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以戰國“四公子”自許的女高師“四公子”中，就有3個是福建籍。
其中，有一個叫黃世瑛，出身於有錢人家，家裏既有恒產，又代代做官，她的父親此時正任教育部的主事，像她這樣的小姐，居然也參加愛國活動，還擔任了校學生自治會主席，而且長得很漂亮，在愛國學生運動中，鄭振鐸對她很有好感。
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他覺得隻要幾天不見黃世瑛，便仿佛定不下心來。有時，他正好有關於學生運動的事，便闖進女高師紅樓去，當時，因五四運動的衝擊，女高師當局已被迫放寬了原先如同監獄看守般的門衛製度。遺憾的是，由於黃世瑛的猶豫和她父母的反對，鄭振鐸長時間處於無可奈何的痛苦中。
參考資料來源：百度百科—鄭振鐸
振鐸
鄭振鐸（1898－1958年）是我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又是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國內外聞名的收藏家。原籍福建省長樂縣。然而，他卻出生在浙江省永嘉縣（今溫州市）。他是否回過故鄉，他和故鄉有什麽關係，他的鄉情在其生活和創作中又有哪些表現和影響？由於他在1958年10月17日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翌日因飛機失事突然遇難殉職，生前未及一一談及。這些問題，我們和許多讀者一樣感到興趣，因而加以探索。
青年時代曾回故鄉
首先，要探索的是，鄭振鐸在青年時代是否回過故鄉？ 鄭振鐸雖然生長在溫州，後來升學到北京，從鐵路管理學校畢業後到了上海，長期在商務印書館工作，但是，他和故鄉親人卻是保持著密切的聯係，並且回過故鄉。茅盾在1921年10月15日致啟明（周作人）的信中就曾提及“振鐸回鄉葬祖去了”（見《茅盾書信集》，文化藝術出版社1988年出版）。據研究鄭振鐸的專家陳福康博士考證，這次經福州到長樂葬祖的時間有一個多月。這裏的“回鄉葬祖”，自然是回到祖籍地長樂首占村老家了。1995年初冬，長樂首占村為紀念鄭振鐸征集有關的文物，征集到一件珍貴的資料———首占鄭氏殘缺的“訃告”，在一張八開紙上，尚能見到具名者共36人，其中有“緦服侄曾孫振鐸”等字樣，分析起來，這是鄭振鐸的曾伯祖或曾叔祖喪葬的“訃告”，這正印證了他有“回鄉葬祖”之行。另據首占鄭氏族親追憶，那個年代，首占“岱陽鄭氏宗祠”內懸掛有許多反映鄭氏先輩事跡的匾額和介紹，正中掛有明嘉靖名臣、刑部尚書鄭世威（1503－1584年）親書的“世培忠厚”的祖訓……這一切，使鄭振鐸對先輩的業績和可貴的品質有了更多的了解，對故鄉增添了深厚的感情。因此，他雖然長期在異鄉生活、學習、工作，但是，他卻始終是關心和熱愛故鄉的。
與故鄉人民心連心
1919年五四運動的消息傳到福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福州，各校學生曾先後兩次集會聲援北京學生愛國運動，追悼被反動軍警毆打致死的北京大學閩籍學生郭欽光；在廈門，青年學生舉行集會示威遊行，後來又發展成為有各界人士參加的國民大會，憤怒聲討軍閥政府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五四的烈火，在八閩大地燃起，然而，日本帝國主義者卻先後派軍艦到廈門、福州，實行武裝威脅，在福州甚至開槍逞凶。在北京的鄭振鐸聞訊，就積極參加組織旅京福建省學生抗日聯合會，成為該會領導人之一。他參加編印《閩潮》，奔走呼號，聲援故鄉的反帝愛國運動，始終和故鄉的人民心連心。原籍福建長樂的著名作家冰心，當時就讀於北京協和女子大學預科，她就是在這次聲援活動中認識鄭振鐸的。時隔60年，冰心對他的愛國愛鄉熱情和感慨激昂的發言，還有深刻的印象。
熱情接待故鄉學子
鄭振鐸雖然長期在京滬一帶任職，但，凡是故鄉有人來訪，他總是熱情接待，並仔細了解故鄉的情況。由於曆史上長樂屬福州府轄，所以從概念上說，故鄉的範圍自然是比較大的。1939年夏天，福州一位文學青年———三山中學高中生陳洪海（“青青文藝社”社員），因為聽說暨南大學文學院在院長鄭振鐸主持下，教授陣容很強，他很想越級報考該院。經當時在福州供職的著名文學家鬱達夫（1886－1945年）介紹，到上海去拜訪鄭振鐸，受到其熱情的接待。鄭振鐸看完介紹信之後，先了解鬱達夫在福州的近況，接著又詳細問及：陳儀（1886－1949年）主持福建省政府有些什麽“措置”？省教育廳廳長鄭貞文（1891－1969年）在治理教育方麵有哪些成績？因為那時正值鄭貞文進行本省教育改革，省立縣立學校停換教員校長的時候，他從報紙上已看到一些報道。他認為“鄭貞文也有鄭貞文的苦衷”，他特別關切地問：日本帝國主義者在福州橫行的表現、福州的建設、文化事業進展、故鄉失業人數和群眾生活的情況怎樣？……陳洪海介紹了有關情況之後，他感慨地說：“大概民國十七八年時代，福建人最來得樂觀！”最後，鄭振鐸說，曾在福建出版的一本文學雜誌上看到陳洪海的作品，頗為讚許。故鄉的文學青年往訪鄭振鐸，當然不止一個，黃駿霖先生在《憶西諦鄭師》（載《榕花》1981年第一期）一文中，也談及他在燕京大學求學和上海執教期間，受到這位“大同鄉”親切接待和關懷的情況。這些事例說明，鄭振鐸當時雖然沒有到福州，但對故鄉的情況卻有所了解，並且極為關切。當然，他對故鄉情況了解的渠道也是多方麵的。
不忘故土鄉情深厚
鄭振鐸不忘自己祖輩生長的故土，還表現在他的鄉情上，他總是公開標明自己是福建長樂人，有時撰稿編書，還特意署上“長樂”二字，例如《清人雜劇初集跋》結尾時，就署“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本集印成，長樂鄭振鐸跋”他編的一本書名就是《長樂鄭氏匯印傳奇第一集》，在此書的序文後，也署名：“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長樂鄭振鐸序”，甚至在他的印章中，也使用“長樂西諦”。“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直至他遇難的前十天，在“最後一次講話”中，還說“我是生長在溫州的福建人”。
鄭振鐸雖然自幼生長在溫州，但因家庭生活環境關係，卻能說福州方言，他和家裏人日常談話都是用福州話。1931年冬，鄭振鐸在《紀念幾位今年逝去的友人》（載清華大學《文學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文中，提及他和胡也頻（1903－1931年）在上海會麵的一些情況時寫道：“他和我見麵的時候不少。他那生疏的福州話，常使我很感動，我雖生長在外鄉，但對本地的鄉談，打得似乎要比他高明些。”這就是說，他們二人雖然長期在外地，但是鄭振鐸的福州話，要比胡也頻說得好些。在飲食愛好方麵，鄭振鐸也是保留著家鄉的特色，以富有家鄉風味的閩菜，招待文朋好友，顯然，這是鄭振鐸所感到自豪的。他宴請魯迅、冰心等人，席間吃的就是其母親親手烹調的福建菜。鄭振鐸還很喜歡福建的水仙花，曾把家鄉人送去的水仙花特意贈給魯迅。
鄉情流露在作品中
我們從鄭振鐸的文學作品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對故鄉感情之深。1926年，鄭振鐸到莫幹山避暑期間寫的散文《月夜之話》，通過月下乘涼的絮語，非常自然地流露出他對福州民歌的喜歡和讚賞。高夢旦先生向他介紹了三首福州民歌，他都一一抄錄下來，並把福州方言民歌譯成普通話，加以解釋，通過自己的作品介紹給讀者，的確像《真鳥仔》這樣的福州民歌，“恐非‘非福州人’所能了解”，鄭振鐸因為懂得福州地區方言，才能夠把原意譯出。
1927年“四·一二”蔣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工農群眾和革命知識分子。鄭振鐸被迫遠走歐洲。他擷取了赴歐途中的一個生活片斷，寫了《海燕》。他憑借對故鄉的了解，用工筆的手法描繪家鄉在萬物崢嶸、春意盎然的景象中，由南方回來的逗人喜愛的小燕子，任情地橫掠斜飛，飛倦了就返回一年前的舊巢安身。他寫道：“燕子歸來尋舊壘”，“這便是我們故鄉的小燕子，可愛活潑的小燕子。”在“離家是幾千裏，離國是幾千裏”的海路上，“不料卻見著我們的小燕子”。他從內心抒發了浪跡天涯的遊子對祖國和故鄉魂牽夢縈的思念之情。
綜上所述，鄭振鐸長期在異鄉，卻能夠鄉音不改，在生活、飲食、愛好等方麵，保持福州的特色，甚至反映到其作品之中，不但是從其家庭長輩接受了影響，還因為他和閩中文化人士常有交往。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5月，他到商務印書館工作之後，得到該館編譯所所長高夢旦的賞識，並於1923年與其小女高君箴（蘊華）結婚，感情十分融洽。高夢旦（1870－1936年），原名鳳謙，常用筆名崇有，籍貫也是福建長樂，他是26歲才離開故鄉的，老家就在與鄭氏祖居地首占一田之隔的龍門鄉，這樣，鄭振鐸的一家仍然保持著家鄉的某些特色，也是很自然的。而高夢旦學識豐富，諳熟閩中民間文學、方言和風土人情，也使鄭振鐸得到不少教益。
福州之行收獲巨大
新中國成立後，鄭振鐸曾回到福建。1954年春，他在文化部任職期間，參加“全國人民慰問人民解放軍代表團”於2月27日到達福州，慰問駐福建前線三軍。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裏，他作為慰問總團代表之一，曾在前線某部大會上講話慰問駐軍並作過報告，以具體的事實，生動地說明了祖國在總路線照耀下四年來各方麵建設的輝煌成就，給廣大指戰員以極大鼓舞；他和代表們登山越海，深入前線進行親切的慰問活動，受到指戰員的熱烈歡迎，在此期間，他還和文藝界人士舉行座談，進行了參觀活動。他對福建發展的大好形勢，有著很深的印象。3月4日，他在給友人劉哲民的信中寫道：“福州市麵很繁榮，土特產不少，因為交通不大方便，有的東西便無法運到外麵推銷。像漆的筷子，最為精良，但運到外邊的卻不是上等貨，紙張也很好，水果極多，將來當能大大交流也。”信中還提到“工作很忙，不能有時間寫信；但有些故事是應該寫出的，不知在什麽時候寫？回北京後，又要大忙，恐更不容易動筆了。”4月1日，他在信中又寫道：“這一月多的慰問，收獲甚大，或將寫幾篇文章出來，正在仔細打腹稿；不知能否寫好？”的確，他此行收獲很大，故鄉的山山水水，許多生動感人的事跡，在他腦海裏留下深刻的印象，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素材。然而，由於他返北京後公務繁忙，終未能及時動筆。1957年他又因公來福州，關心問及清道光年間福州才女李桂玉所作的長篇評話《榴花夢》收集的情況。這部巨著，全書360卷，483萬字，比《紅樓夢》長4倍，他親自查閱此書，建議由福建省文化廳，福建師大圖書館、福建省圖書館珍藏。令人惋惜的是，鄭振鐸雖然對故土情深，但終因身負重任，工作繁忙，對外文化交流又多，不僅在來福建慰問一個多月裏，他以公務為重，未曾回過長樂首占。1957年來榕以後，也未能再回故鄉！
愛國愛鄉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事實說明，鄭振鐸對故鄉的感情很深，但這種鄉情並非出於狹隘的家鄉觀念，他不論到哪裏，總是積極投入於當地的愛國運動。他不論是在溫州、在北京，或者在上海，他總是和當地文化人士一起，提倡新文化，並且積極投入反帝鬥爭和抗日救亡運動。他雖然能講福州話，但與家鄉來訪的文學青年陳洪海等人談話時，卻是講“國語”（普通話）。在上世紀30年代中期，他就主張“中國之知識界應一律說國語，如知識分子一直因循下去說他的方言，則國語永無普遍的一日。”顯然，他雖熱愛故鄉，但他總是從整體來考慮，把對祖國的愛擺在前麵的。而他為祖國的早日富強而忘我工作的精神，永遠值得後人追懷！
鄭振鐸（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字西諦，筆名有郭源新、落雪、ct等，出生於浙江溫州，原籍福建長樂。中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作家、詩人、學者、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訓詁家。
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並開始發表作品。1932年，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出版。1949年任全國文聯福利部部長，全國文協研究部長，人民政協文教組長，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長，民間文學研究室副主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化部副部長。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文聯全委、主席團委員，全國文協常委，中國作家協會理事。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57年，他編集出版了《中國文學研究》三冊。
擴展資料：
鄭振鐸貢獻
鄭振鐸對中國的文化學術事業作出了多方麵的傑出貢獻。在文學理論方麵，他是文學革命初期"為人生"的文學的重要倡導者之一。
1921年6月，他進一步提出需要“血和淚的文學”的口號（《血和淚的文學》），要求進步作家創作出“帶著血淚的紅色的作品”（《我們的雜記》）。從那時起，他一生堅持革命的現實主義文學理論，強調文學在社會改革中的功能，提倡文學為人民服務。
在文學研究方麵，20年代初即提倡和從事中外古今文學綜合的比較研究，較早提出和著手用新的觀點、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國文學史，特別是一貫重視民間文學和小說、戲曲的資料收集和研究，作了很多屬於開拓性的工作。
參考資料來源：百度百科—鄭振鐸
1920年11月，鄭振鐸與沈雁冰、葉紹鈞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1921年春，他畢業後到上海工作。不久擔任《學燈》（上海《時事新報》副刊）編輯，又由沈雁冰介紹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同年5月10日,他主編的文學研究會機關報《文學旬刊》創刊，為初期新文學運動中有影響的刊物。同時開始主編出版《文學研究會叢書》，還參與創刊了《戲劇》月刊、《詩》月刊等。1922年 1月，他主編中國第一個兒童文學刊物《兒童世界》周刊，並寫作了許多作品，為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事業起了開山作用。1923年1月,他接替沈雁冰主編《小說月報》。在此期間，他在《文學旬刊》、《小說月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大量的文學評論，與封建舊文學作了堅決的鬥爭，並批評了新文學陣營中一些人"為藝術而藝術"的觀點，成為當時與沈雁冰齊名的文學研究會的重要理論批評家。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創辦《公理日報》，揭露和抨擊帝國主義暴行。同年，他參加發起"中國濟難會"，並與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等人簽名發表《人權保障宣言》。這一時期，他撰寫的主要學術著作有《俄國文學史略》、《太(泰)戈爾傳》、《文學大綱》等。《俄國文學史略》(1924)是中國這方麵第一本專著，對介紹俄國文學(包括蘇聯文學)起過積極作用。書中列專章介紹評述了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等人的文學理論，高度評價了高爾基的創作及其文學思想，在當時尤為難得。《太戈爾傳》(1925)是中國第一本介紹、評述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的專著。80萬言的《文學大綱》(1927)將中外文學史及其名著合在一部書中敘述，開闊了文學工作者的眼界，在介紹世界文學曆史、加強中外文學交流和比較研究等方麵都有過大的影響。
1927年 2月，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人發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會"，公會積極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後的革命活動。"四·一二"政變後，他與胡愈之等人致信國民黨當局，強烈抗議屠殺革命群眾，為此險遭逮捕。 5月，他乘船到歐洲避難和遊學。在法、英等國家圖書館裏，遍讀有關中國古代小說、戲曲、變文等書籍，並研究了希臘羅馬文學，譯著了《民俗學概論》(後毀於日軍炮火)、《民俗學淺說》(1934)、《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1930)等專著，還創作了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1929）中的大部分作品。1928年10月，又回到了上海。
回國後,鄭振鐸參加發起"中國著作者協會",並任執行委員。1931年秋，去北平任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兩校中文係教授。1932年，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出版，此書圖文並茂、史料豐富、眼界寬闊，充分肯定了民間文學在文學史上的地位。1934年，又出版了《中國文學論集》、《佝僂集》等論文集，以及借希臘神話題材歌頌現實的革命鬥爭的小說集《取火者的逮捕》。這一個時期裏，他還參與主編了著名的大型文學刊物《文學》、《文學季刊》等。
1935年春，鄭振鐸到上海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文係主任。此後,他主編了大型文學叢刊《世界文庫》，組織許多著名作家、翻譯家、學者，係統介紹中外古典文學名著，規劃宏偉。雖因當時條件所限未能全部實現原計劃，但仍是30年代文化出版事業的重要成果。在這前後，他參加《中國新文學大係》的編選工作，與魯迅合作編選《北平箋譜》、《十竹齋箋譜》，協助魯迅編選出版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1935年底，參加"上海文化界救國會"。1936年6月,"中國文藝家協會"成立,鄭振鐸被選為理事。這個時期裏,他還撰寫了文學論文集《短劍集》(1936)和曆史小說集《桂公塘》(1937)。
抗日戰爭爆發後，鄭振鐸參與發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和創辦《救亡日報》等。上海淪陷前後，他為國家搶救了大量珍貴的文獻古籍，並編選影印了《中國版畫史圖錄》、《玄覽堂叢書》、《明季史料叢書》等。1938年他的《中國俗文學史》出版，此書代表當時國內這方麵研究的最高水平。抗戰勝利後,他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上海分會負責人，並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他主編《民主》周刊。與李健吾主編《文藝複興》月刊，號召作家為人民、為民主而寫作，還編印了《中國曆史參考圖譜》、《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等。
1949年2月，鄭振鐸繞道香港進入解放區。7月，參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中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後改名為作協）的常務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先後擔任文物局局長、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化部副部長，以及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中國曲藝工作者協會理事等職。編著有《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1952）、《中國古代版畫史略》(1985)等，並主編了《古本戲曲叢刊》、《中國古代版畫叢刊》等。1957年，他編集出版了《中國文學研究》三冊，書中基本上包括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他在中國文學研究中所涉及的各個領域、專題，反映了他在這些方麵所取得的成就。1958年10月18日，他在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途中，因飛機失事殉難。
鄭振鐸對中國的文化學術事業作出了多方麵的傑出貢獻。在文學理論方麵，他是文學革命初期"為人生"的文學的重要倡導者之一。1921年6月,他進一步提出需要"血和淚的文學"的口號（《血和淚的文學》），要求進步作家創作出"帶著血淚的紅色的作品"（《我們的雜記》）。從那時起，他一生堅持革命的現實主義文學理論，強調文學在社會改革中的功能，提倡文學為人民服務。在文學研究方麵，20年代初即提倡和從事中外古今文學綜合的比較研究，較早提出和著手用新的觀點、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國文學史，特別是一貫重視民間文學和小說、戲曲的資料收集和研究，作了很多屬於開拓性的工作筆 名： 西諦、郭源新、落雪
性 別： 男
生卒年月： 1898~1958
民 族： 漢族
[編輯本段]簡介
鄭振鐸（1898~1958）我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又是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國內外聞名的收藏家，訓詁家。原籍福建省長樂縣，生在浙江省永嘉縣（今溫州市）。1917年入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學習。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同時與沈雁冰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曾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小說月報》主編，上海大學教師，《公理日報》主編，1927年旅居英、法，回國後曆任北京燕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授，上海暨南大學教授，《世界文庫》主編，1937年參加文化界救亡協會，與胡愈之等人組織複社，出版《魯迅全集》，主編《民主周刊》，1949年後曆任全國文聯福利部部長，全國文協研究部長、人民政協文教組長，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長，民間文學研究室副主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化部副部長。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文聯全委、主席團委員，全國文協常委，中國作家協會理事。1919年開始發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58年10月17日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翌日因飛機突然失事遇難殉職。
著有專著《文學大綱》、《俄國文學史略》、《中國文學論集》、《中國俗文學史》、《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基本建設及古文物保護工作》、《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中國曆史參考圖譜》、《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版畫史圖錄》，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散文集《佝僂集》、《歐行日記》、《山中雜記》、《短劍集》、《困學集》、《海燕》、《民族文話》、《蟄居散記》，譯著《沙寧》、《血痕》、《灰色馬》、《新月集》、《飛鳥集》、《印度寓言》，《鄭振鐸文集》、《鄭振鐸選集》，編輯《中國短篇小說集》、《北平箋譜》(與魯迅合編)等。其中《貓》入選人教版初中教材。詩篇：《我們是少年》。
鄭振鐸祖籍福建長樂，1898年12月19日出生於浙江永嘉（今溫州）。1917年夏，靠親友的幫助到北京進鐵路管理學校求學，課餘讀了不少西方社會學著作和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作品，思想上、文學上都受到啟蒙教育。不久結識瞿秋白、耿濟之、許地山等人；五四運動爆發時，他們各自成為所在學校的學生代表，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運動。1919年11月，他們一起創辦了《新社會》旬刊，提倡社會改造。1919年12月，《新中國》月刊發表了他翻譯的列寧的《俄羅斯之政黨》。1920年夏，他和耿濟之共同翻譯了《國際歌》歌詞。 1920年11月，鄭振鐸與沈雁冰、葉紹鈞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1921年春，他畢業後到上海工作。不久擔任《學燈》（上海《時事新報》副刊）編輯，又由沈雁冰介紹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同年5月10日,他主編的文學研究會機關報《文學旬刊》創刊，為初期新文學運動中有影響的刊物。同時開始主編出版《文學研究會叢書》，還參與創刊了《戲劇》月刊、《詩》月刊等。1922年 1月，他主編中國第一個兒童文學刊物《兒童世界》周刊，並寫作了許多作品，為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事業起了開山作用。1923年1月,他接替沈雁冰主編《小說月報》。在此期間，他在《文學旬刊》、《小說月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大量的文學評論，與封建舊文學作了堅決的鬥爭，並批評了新文學陣營中一些人"為藝術而藝術"的觀點，成為當時與沈雁冰齊名的文學研究會的重要理論批評家。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創辦《公理日報》，揭露和抨擊帝國主義暴行。同年，他參加發起"中國濟難會"，並與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等人簽名發表《人權保障宣言》。這一時期，他撰寫的主要學術著作有《俄國文學史略》、《太(泰)戈爾傳》、《文學大綱》等。《俄國文學史略》(1924)是中國這方麵第一本專著，對介紹俄國文學(包括蘇聯文學)起過積極作用。書中列專章介紹評述了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等人的文學理論，高度評價了高爾基的創作及其文學思想，在當時尤為難得。《太戈爾傳》(1925)是中國第一本介紹、評述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的專著。80萬言的《文學大綱》(1927)將中外文學史及其名著合在一部書中敘述，開闊了文學工作者的眼界，在介紹世界文學曆史、加強中外文學交流和比較研究等方麵都有過大的影響。
1927年 2月，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人發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會"，公會積極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後的革命活動。"四·一二"政變後，他與胡愈之等人致信國民黨當局，強烈抗議屠殺革命群眾，為此險遭逮捕。 5月，他乘船到歐洲避難和遊學。在法、英等國家圖書館裏，遍讀有關中國古代小說、戲曲、變文等書籍，並研究了希臘羅馬文學，譯著了《民俗學概論》(後毀於日軍炮火)、《民俗學淺說》(1934)、《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1930)等專著，還創作了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1929）中的大部分作品。1928年10月，又回到了上海。
回國後,鄭振鐸參加發起"中國著作者協會",並任執行委員。1931年秋，去北平任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兩校中文係教授。1932年，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出版，此書圖文並茂、史料豐富、眼界寬闊，充分肯定了民間文學在文學史上的地位。1934年，又出版了《中國文學論集》、《佝僂集》等論文集，以及借希臘神話題材歌頌現實的革命鬥爭的小說集《取火者的逮捕》。這一個時期裏，他還參與主編了著名的大型文學刊物《文學》、《文學季刊》等。
1935年春，鄭振鐸到上海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文係主任。此後,他主編了大型文學叢刊《世界文庫》，組織許多著名作家、翻譯家、學者，係統介紹中外古典文學名著，規劃宏偉。雖因當時條件所限未能全部實現原計劃，但仍是30年代文化出版事業的重要成果。在這前後，他參加《中國新文學大係》的編選工作，與魯迅合作編選《北平箋譜》、《十竹齋箋譜》，協助魯迅編選出版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1935年底，參加"上海文化界救國會"。1936年6月,"中國文藝家協會"成立,鄭振鐸被選為理事。這個時期裏,他還撰寫了文學論文集《短劍集》(1936)和曆史小說集《桂公塘》(1937)。
抗日戰爭爆發後，鄭振鐸參與發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和創辦《救亡日報》等。上海淪陷前後，他為國家搶救了大量珍貴的文獻古籍，並編選影印了《中國版畫史圖錄》、《玄覽堂叢書》、《明季史料叢書》等。1938年他的《中國俗文學史》出版，此書代表當時國內這方麵研究的最高水平。抗戰勝利後,他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上海分會負責人，並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他主編《民主》周刊。與李健吾主編《文藝複興》月刊，號召作家為人民、為民主而寫作，還編印了《中國曆史參考圖譜》、《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等。
1949年2月，鄭振鐸繞道香港進入解放區。7月，參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中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後改名為作協）的常務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先後擔任文物局局長、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化部副部長，以及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中國曲藝工作者協會理事等職。編著有《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1952）、《中國古代版畫史略》(1985)等，並主編了《古本戲曲叢刊》、《中國古代版畫叢刊》等。1957年，他編集出版了《中國文學研究》三冊，書中基本上包括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他在中國文學研究中所涉及的各個領域、專題，反映了他在這些方麵所取得的成就。1958年10月18日，他在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途中，因飛機失事殉難。
鄭振鐸對中國的文化學術事業作出了多方麵的傑出貢獻。在文學理論方麵，他是文學革命初期"為人生"的文學的重要倡導者之一。1921年6月,他進一步提出需要"血和淚的文學"的口號（《血和淚的文學》），要求進步作家創作出"帶著血淚的紅色的作品"（《我們的雜記》）。從那時起，他一生堅持革命的現實主義文學理論，強調文學在社會改革中的功能，提倡文學為人民服務。在文學研究方麵，20年代初即提倡和從事中外古今文學綜合的比較研究，較早提出和著手用新的觀點、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國文學史，特別是一貫重視民間文學和小說、戲曲的資料收集和研究，作了很多屬於開拓性的工作。
鄭振鐸
鄭振鐸（1989—1958），現代作家、文學史家、著名學者，新文化運動的積極倡導者之一。他出生於貧苦的家庭，1917年，靠親友幫助入北京鐵路管理學校讀書，畢業後曾在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任職。1920年 11月，和茅盾、葉聖陶等人共同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並主編文學研究會的機關刊物《文學周刊》。1923年後，長期主編《小說月報》，積極倡導寫實主義文學和為人生的血淚文學，並致力於翻譯介紹蘇聯及各弱小民族的文學作品。他在 1921年寫的《文學的統一觀》，是我國最早從理論上提倡比較文學研究的一篇論文。他在同年寫的《整理中國文學的建議》，是我國最早從理論上提出運用新的觀點、方法整理文學遺產的論文。他撰寫的80來萬字的巨著《文學大綱》，可以說是第一部真正的世界文學通史。
鄭振鐸在30年代出版的70萬字的巨著《插圖本中國文學史》是解放前國內篇幅最多、影響最大的中國文學史專著。同時出版的《中國俗文學史》也是我國第一本民間文學史，而且迄今尚無可以替代之書。
鄭振鐸在文學以外的文化領域所作出的貢獻，也是令人欽佩的。40年代主編的《中國曆史參考圖譜》《玄覽堂叢書》《明季史料叢書》《中國古明器陶俑圖錄》等都是對我國文化領域的巨大貢獻。他50年代編選的《中國古代木刻畫選》《宋人畫選》等，在80年代數次榮獲國際最美圖書獎。
解放後，鄭振鐸曆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化部副部長等職。1958年 10月 17日，在率領我國文化代表團訪問阿富汗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途中，不幸因飛機失事逝世。
鄭振鐸，字西諦，筆名有郭源新、落雪、ct、西諦等，出生於浙江溫州，原籍福建長樂。他的主要作品有《貓》、《我是少年》、《文學大綱》三本。
一、貓
《貓》是現代作家鄭振鐸於1925年創作的一篇散文。此文通過敘述了一個發生在一家人與三隻貓之間的故事，真切表現了作者複雜的內心情感。全文以淺顯直白的話語將三隻小貓勾勒得形神俱全，借助形象的刻畫和故事的推進，寫出了人的恩怨情感，而透過人的感情變化，又極其自然地托出了人生哲思，情深性摯，哲思醒人。
二、我是少年
《我是少年》是現代作家、詩人鄭振鐸於1919年創作的一首現代詩。此詩是鄭振鐸早期的一首慷慨激昂、充滿激情和活力的詩，詩中非常簡明直白地說出少年青春鮮活，熱血沸騰的氣質，表達了一種進取前進的意誌和追求光明新生活的信念。
三、文學大綱
《文學大綱》始作於1923年，自1924年1月起連載於鄭振鐸先生主編的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小說月報》，至1927年成書，共連載三年，分4大卷，約80萬字。本書依時間先後將中外文學史及各國名著一一敘述，在開闊了廣大文學工作者的眼界的同時，也在介紹世界文學曆史、加強中外文學交流和比較研究等方麵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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